“謀中國民族之解放”

——獄中自述（節(jié)錄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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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吾中國，自鴉片戰(zhàn)役而后，繼之以英法聯(lián)軍之役，太平天國之變，甲午之戰(zhàn)，庚子之變，乃至辛亥革命之變，直到于今，中國民族尚困軛于列強不平等條約之下，而未能解脫。此等不平等條約如不廢除，則中國將永不能恢復其在國際上自由平等之位置。而長此以往，吾之國計民生，將必陷于絕無挽救之境界矣！然在今日謀中國民族之解放,已不能再用日本維新時代之政策，因在當時之世界,正是資本主義勃興之時期，故日本能亦采用資本主義之制度，而成其民族解放之偉業(yè)。今日之世界，乃為資本主義漸次崩頹之時期，故必須采用一種新政策。對外聯(lián)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壓迫之弱小民族，并列強本國內(nèi)之多數(shù)民族；對內(nèi)喚起國內(nèi)之多數(shù)民眾，共同團結(jié)于一個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綱領之下，以抵制列強之壓迫，而達到建立一恢復民族自主、保護民眾利益、發(fā)達國家產(chǎn)業(yè)之國家之目的。

釗自束發(fā)受書，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(yè)，實踐其所信，勵行其所知，為功為罪，所不暇計。今既被逮，惟有直言。倘因此而重獲罪戾，則釗實當負其全責。惟望當局對于此等愛國青年，寬大處理，不事株連，則釗感且不盡矣!

一九二七年四月

【李大釗最后的日子】

（一）

1926年4月,直系軍閥吳佩孚由反奉轉(zhuǎn)而與奉系勾結(jié),造成奉直合作反國民軍的形勢,國民軍被迫全軍退守南口一帶。奉系軍閥占據(jù)北京后,也把鎮(zhèn)壓共產(chǎn)黨作為首要任務,到處張貼告示“宣傳赤化,主張共產(chǎn),不分首從,一律死刑”。4月26日,他們殺害了進步報紙《京報》的主筆邵飄萍。接著又處決了另一家進步報紙的主筆林白水。在直奉軍閥的殘暴統(tǒng)治下,北方的革命運動轉(zhuǎn)入了低潮。為了保存革命力量,李大釗同志和中共北方區(qū)委做了暫時的退卻,他們住進了東交民巷蘇聯(lián)大使館內(nèi)的舊兵營,由公開轉(zhuǎn)入地下,繼續(xù)領導北方的革命斗爭,并取得很大成績。僅北京一地,從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,中共黨員就由300多人發(fā)展到1000人以上。共青團的組織發(fā)展得更快。當時正值國共第一次合作,李大釗同志同時兼任中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的領導,在這一時期,國民黨黨員也由2200余人發(fā)展到4300余人。就是在張作霖的“大帥府”里,也建立了中共地下黨支部,由董季皋同志任支部書記,他的公開身份則是張作霖大帥府秘書。由于李大釗同志的革命活動直接威脅著北洋軍閥的反動統(tǒng)治,所以從1923年二七大罷工失敗后,他就多次被反動政府通緝。在這種異常艱苦和險惡的環(huán)境里,李大釗同志毫不畏懼,始終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和革命必勝的信念。李大釗同志的表姑曾經(jīng)問他“你們老搞這事,也不怕嗎?人家那樣厲害,兵權(quán)在手,今日趕,明日捉,把你們從這兒趕到那兒,你們不是自討苦吃嗎?”李大釗同志答道:“他們就好比是一堵墻,我們搗來搗去,總會把這堵墻給搗垮的。”又說:“怕什么!早晚我們是要勝利的。我們的主義,就象莊稼人的種子一樣,到處都撒遍了,他們是破壞不了的。他們破壞了這兒,還有那兒長起來,沒有關系。”

1927年初,隱蔽在張作霖大帥府里的我地下黨支部得悉,張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釗同志。京師警察廳也與帝國主義相勾結(jié),對李大釗及其他革命者跟蹤偵察,圖謀一網(wǎng)打盡,妄圖消滅京師的革命力量。董季皋和其他知情的同志與朋友都勸李大釗同志離開北京。李大釗同志的夫人趙紉蘭也很為李大釗同志的安全擔心,多次勸說他離開,但李大釗同志態(tài)度堅決地說:“我不是常對你說,我是不能輕易離開北京的,假如我走了,北京工作留給誰做?……你要知道現(xiàn)在是什么時候,這里的工作是怎樣重要,哪里能離開呢?”他讓許多同志化裝轉(zhuǎn)移,而自己卻留下來堅持工作,堅持斗爭。李大釗同志的這種不顧個人安危,以革命大局為重的大無畏精神,深深地教育了他周圍的同志。例如在李大釗同志身邊工作的譚祖堯同志,他的未婚妻的父親在北洋政府供職,知道張作霖要對共產(chǎn)黨人下毒手,就讓女兒轉(zhuǎn)告譚祖堯,讓他躲避一下,并準備為其在廣州代謀一事。譚祖堯同志回復說:“干革命就不能怕死,我寧為玉碎,不為瓦全。我堅決跟李先生干革命、決不回頭,只要李先生不離開北京,我也不離開北京。”譚祖堯同志與李大釗始終在北京堅持斗爭,直到一同被害。

（二）

1927年初春,不知什么人推薦了一個勤雜工。這人經(jīng)常鬼頭鬼腦地東張西望,李大釗同志覺察后,第二天就把他打發(fā)走了。這個人確實是反動政府派來的暗探。敵人知道李大釗同志的確切地址,更加緊了反革命的部署。局勢越來越嚴重,李大釗同志對此做了充分準備,他托人買了兩支手槍,以應付隨時可能發(fā)生的意外,并燒毀了一些文件。

4月6日,這一天正好是清明節(jié),天氣溫暖,風和日麗。一早起來,李夫人便帶著小女兒外出散步去了,李大釗同志則伏在辦公室桌前辦公。突然,“啪”的一聲尖銳的槍聲傳來,緊接著院子里響起了紛亂的腳步聲、喊叫聲……李大釗同志知道出事了,他不慌不忙地從抽屜里取出了手槍,走出院子,來到院外一間僻靜的小屋里,鎮(zhèn)靜地坐在椅子上,手里緊握著那支發(fā)亮的小手槍。一會兒,憲兵、軍警沉重的皮鞋聲跟蹤而至。“不要放走一個!隨著粗暴的吼聲,一群憲兵、軍警和特務沖進小屋,十幾支黑洞洞的槍口對準李大釗,敵人奪去了李大釗手中的槍,并把他全身上下、里里外搜了一遍。李大釗始終神情自若,輕蔑地望著匪徒。敵人見沒有搜到什么東西，就把李大釗綁起來帶走了。這一天同時被捕的還有八十余名共產(chǎn)黨人和進步人士及李大釗的夫人和兩個女兒。

李大釗同志被捕后,多次被審訊、敵人用盡了種種酷刑、威脅和利誘,把竹簽扎進大釗同志的指甲縫里,最后剝?nèi)チ怂p手的指甲。李大釗始終大義凜然,堅貞不屈,他沒有一句有損黨的榮譽、有損革命利益的“供詞”,沒有向敵人泄露黨的任何機密。連當時敵人的報紙也不得不說,李大釗受審時“精神甚為煥發(fā),態(tài)度極為鎮(zhèn)靜,自承為馬克思學說之崇信者,故加入共產(chǎn)黨,對于其他之一切行為則謂概不知之,關防甚嚴”。敵人無可奈何地向報界承認“李無確供”！敵人威逼利誘兼施。張作霖的總參議楊宇霆親自前來勸降,妄圖用高官厚祿來收買李大釗。李大釗嚴詞答道:大丈夫生于世間,寧可粗布以御寒,安步以當車,就是斷頭流血,也要保持民族的氣節(jié),絕不能為了錦衣玉食,就去向賣國軍閥討殘剩飯,做無恥的幫兇和奴才!面對李大釗的凜然正氣,敵人只得灰溜溜地收場。

李大釗同志的被捕,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震動,也引起了當時的蘇聯(lián)政府和蘇聯(lián)人民的抗議。莫斯科人民舉行游行示威,在列寧格勒、海參崴等城市也召開了群眾大會。在國內(nèi),北方鐵路工人提出要劫獄,營救李大釗同志,并組織了劫獄隊。教育界、學者、名流和李大釗的同鄉(xiāng),均起而營救。京津“各報社評,皆暗為守常呼吁”。4月9日,北京九所國立大學的校長討論營救辦法。12日,北京國立、私立二十五所大學的校長又進一步討論營救辦法。但是當李大釗同志得悉后,堅決反對、制止。他說:“我個人為革命、為黨而犧牲,是光榮而應當,且已經(jīng)是黨的損失……我不能再要同志們來作冒險事業(yè),而耗費革命力量,現(xiàn)在你們應當保守我們的力量……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損失。”在這生死攸關的嚴重時刻,李大釗依然念念不忘的是如何保存革命力量,而全然不顧個人的安危。他在獄中自述里豪邁地說:“釗自束發(fā)受書,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(yè),實踐其所信,勵行其所知,為功為罪,所不暇計。”為了開脫同案人員,他還寫道:“倘因此而重獲罪戾,則釗實當負其全責。惟望當局對于此等愛國青年,寬大處理,不事株連,則釗感且不盡矣。”反動的奉系軍閥政府見種種手段都不能使李大釗屈服,便不顧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和人民群眾的強烈反對,對李大釗及其他19位革命志士下了毒手。

（三）

1927年4月28日,對李大釗等20名革命志士的秘密審判，于上午11時在警察廳正式開庭,至12時10分結(jié)束。然后由軍車四輛押送至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,執(zhí)行死刑。當時在門前圍觀的人很多,街道都被堵塞了。行刑用的新式絞刑機據(jù)說也是反動政府從美國運來的。李大釗同志神色未變,從容地首先走上絞刑臺，他要求講話,敵人不允許,他就大聲叫喊,準備用生命的最后一刻來繼續(xù)喚起民眾。絞刑共繼續(xù)了三次,施刑長達40分鐘之久。劊子手們就用這種慘無人道、滅絕人寰的手段殺害了李大釗同志。緊接著范鴻吉力、譚祖堯等19位革命志士也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。劊子手們將尸體裝入棺中,停放在宣武門外下斜街的長椿寺中,待家屬、親戚來認領。李大釗同志的夫人趙紉蘭在朋友們的募捐支持下,買了一口棺材,將烈士重新裝殮,把靈柩移放至妙光閣街的浙寺里。

李大釗同志犧牲的噩耗傳來,中國共產(chǎn)黨和革命人民以及各界進步人士無不為之深切哀悼。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機關報《向?qū)А分軋蟀l(fā)表的《悼李大釗同志》的文章指出,他“是創(chuàng)立中國共產(chǎn)黨之一人”，“是最勇敢的戰(zhàn)士”,并將為中國人民所“牢記不忘”。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聯(lián)合在武昌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,有近萬名同志參加。武漢國民政府也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和報告會。李大釗同志生前曾對馮玉祥將軍及其國民軍作過許多幫助和指導,李大釗犧牲時,馮玉祥正率國民軍參加北伐東進,至潼關時,驚悉量耗,全軍宮死無不悲憤泣下。馮將軍當即電令全軍官兵人人戴孝以志哀悼,并稱李大釗烈士是“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新思想界的泰斗”,是“在北方指導國民革命運動最忠實、最努力和最有力之領袖”。

李大釗烈士就是這樣走完了人生旅途的最后一刻,他死得壯烈,死得其所。他用自己的鮮血喚起了更多人的覺醒。

(摘編自《紅色家書》、《縱橫》雜志 音頻錄制：武岡市委組織部 賀倫彪)